天门市

*例如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内，存在着办公厅、秘书局等办事机构，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自然不在民意代表之列。

具体可参见张翔：刑法体系的合宪性控制——以‘李斯特鸿沟为视角，《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第41-60页。最后，现代社会风险的日常化使刑法试图超越实害概念，以安全甚至是安全感作为发动刑罚的理由，进而在犯罪认定上制造不确定性，产生了风险控制的风险。

[21]因此，基于宪法的刑事法治的作为体现在对社会高度演化的自我指涉子系统的二次调控之中，从而刑法与社会子系统之间稳定的结构耦合就不是从外部的直接干预对方。在适用兜底条款时，应当结合经济领域的自治与自我抑制程度进行判断，维护刑法谦抑性。宪法的稳定性取决于其对特定社会的想象是否与时俱进。例如《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第5项规定的违反禁止性规定合同无效条款，并非意味着被判定为犯罪的行为一概在经济商事活动中无效。政治国家一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是现代西方宪法的社会想象。

对犯罪记录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通过政治系统对个体区分对待的纳入原则。文章来源：《法学家》2017年第5期。依宪治国强调分权，尤其需要加强权力制衡的作用。

再多的纠纷、矛盾与社会是否有秩序没有直接的关系，有序的社会秩序并不意味着社会没有纠纷，没有社会纠纷， 并不表明社会有秩序。2014年10月20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明确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在于， 是否能够创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维护个人的权利与尊严，进而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基础。因为如果 政府作为的话，政府就要承担很多责任，而这样的责任他们是不愿承担的。

今后我会加强国际性方面的研究。以前这方面做得并不够，各部门各自为政，但各自为政又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因此要给地方名实相符的自主权。我的确在研究中国立宪史，但同时我也会把一部分精力放在美国立宪史的研究上， 如2016年我在《学术月刊》上发表的《卡尔霍恩的州人民主权论以及美国宪制结构的历史变革》一文，就是对美国立宪史的研究。中国宪法的制 度和观念不是我国成长过程中直接产生的，而是从外部逐渐移植过来的，进而逐渐变成中国自身内部的东西。二是依宪法治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历史时期的表现方式会有所不同。

这些东西会激发中央与地方经济的创造性。首先，从原理上看， 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其最高的治理形态就是依宪治国。要解决这些问题，个人维权要通过司法途径，以和平、稳定、不被威胁的方式来实现。我所强调的宪法之规范主义，就与日常的规范宪法学有别，我不赞同抽象地将一种没有中国政治宪法之缘由的规范宪法作为宪法学的标准，规范不能从外部高超地搬运或移植，它们只能来自中国宪法的政治权力之内部运行，来自中国立宪主义的历史过程，来自中国人民的内在渴望和创制、改革的生命力本身，来自中国政治宪 法的价值诉求与制度实践的过程本身。

这一点我在2016年《学海》上发表的文章《转型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一文中也表明同样的观点：面对社会和时代的需求，笔者认为应该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现代国家的治理之道，把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放在一 个‘政道的层面上，而非仅仅在‘治术的器物层面上。以后，依宪治国可能在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而不是像以前一样重点强调大一统。

第一，前几年做宪法学中偏政治宪法的研究。以后对中国宪法的研究，我们应该在以上三个方面重点发力。

我研究宪法学不同于一般宪法学者的几个特点，概括起来就是：首先，我比 较关注宪法学中的政治宪法这一 块。三是当前我国依法治国，要处理好国家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其实是可以对这些人提起行政诉讼的，因为这些人有行政职务，他们是利用行政职务来获取非法利益的。在党领导下的国家权力中，也是有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的分权，要处理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审议民主制度等关系。宪法中还有法律层面的这一 块，尤其是宪法司法这一块。关于国际性的文章，我有从国际法视野下分析《马关条约》及其所体现的宪制思 想等。

但条文内容有些涵义很模糊，  相应案例很少。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高谈弘论微信公众号：gaotanhonglun 进入 高全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依宪治国 。

作为现代中国，从一开始就处于中西激辩过程中。在中国不同的变革时期，重申宪法中的某些重要内容， 也是凝聚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使其转化为依宪治国方略的重要方式。

我们看到很多人解决问题会放弃通过法律途径，转向社会诉求。比较宪法的视野需要国际法学科的加人，一般人较少关注这一块。

不能用维稳、上访等方式来挤压本来可以缓解社会矛盾的途径。所以研究比较宪法学的视野，符合中国立宪史的基本运行规律。无论我国的社会主义特色如何，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何发 扬，无论我们的制度如何创新，本质上它们都不能超越或者更改现代国家的基本治理形态。上述三个内容，你说它们 新也罢，旧也罢，但它们是有生命力的，它们与中国现实问题相关联，能够解决中国现实最迫切的基本问题。

一个是国 家主权，一个是公民的权利。宪法之所以有活力，就在于中央和地方都有自主性和独立性。

高全喜（以下简称答）：我国提出依宪治国已有多年，今年又重新提出。矛盾纠纷、利益纷争是社会中正常的现象，尤 其是现代社会存在大量的矛盾纠纷是正常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大家避开法律途径去解决利益纠纷。

第三个层次是个人基本权利保障问题。但自主权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一个国家现行的宪法不是从天而降，而是由历史发展演变过来的。也就是 说，中央有时通过重申宪法中的某些内容，强化宪法中已有的某些内容，未来如何发展我们不得而知，但此时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从党的重要会议和国家领导人的系列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会进一步强化依宪治国的作用，依此来治理国家。如果逐渐由司法来解决社会矛盾、社会失序状态，解决经济纠纷、权利损害，解决地方公权力滥用或者不作为，尤其是基层政府对公民权利的侵害，那么社会上维稳事件就会大量减少，维稳的力量也会逐渐消失。2004年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的讲话中提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正式提出了依宪治国的概念。

李晶，上海交通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国家权力之间要有分权、制衡的体制。

现行宪法只不过是现代中国几波宪法史的阶段产物，进一步的变革都受制于历史的演变过程。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等等。

如果不通过司法解决，势必会导致群情激愤，若是人们抱团游行造成社会压力就可以解决问题，而正常的法律诉求反而解决不了问题，那么一个社会就会放弃司法救济。与法制史中研究中国立宪史的不同之处在于，我有一个比较宪法学的视野。